“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

人间思想   陈光兴   2014-09-16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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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著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著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 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图为19世纪的世界地图,而这时,马克思写下了《雾月十八》中的上述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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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帝国》导论:全球化与去帝国

场域

以台湾为中心的分析,同时是与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三个主要场域进行对话:后殖民研究、全球化论述、亚洲的亚洲研究。

后殖民文化研究正处于胶着状态,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根本姿态是一直偏执地对所谓的西方进行批判,于是也就被批判的对象所制约,持续延伸原有的妒恨关系,而无法积极地开展更为开阔的主体性。批判西方是必要的,但是只着眼于此,会走进死胡同里,并让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世界已经告别殖民主义、进入后殖民时代的讲法。也就是说,现代殖民主义的基本动力及其形塑的力量来自于西方,那么后殖民论述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意识,却依然卡死在殖民史所局限的范围内,还没有能够摆脱寄生于殖 民主义的命运。“亚洲作为方法”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是在试图向前走一步,思考如何“超克”后殖民批判的局限,而主要的动力在于经由将分析场域移转到亚洲的脉络中,聚焦于具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去帝国问题。向亚洲转向的提案的理论依据在于,只有经由将认同对象的多元移转,以及建立起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另类参考架构,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对于西方极其顽固的妒恨,也只有在消解妒恨政治的同时,才有可能超脱各种形式认同政治的限制,在新的情势中建立起真实的连带。

如果说后殖民研究的问题在于执着于批判西方,那么环绕著全球化论述的大问题则是快速地想要忘掉、乃至于割断全球化与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这一逆向操作的主要动力在于将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历史,放回全球化的研究与论述当中,并且提出如果没有掌握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轨迹,我们无法充分解释全球化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遑论介入这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想继续处于被动批判,要反守为攻能够对全球化状态提出进步的想像,就必须是建立在去帝国的前提之上,未经去帝国化运动的全球化,极为可能只是在隐藏新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真面目。因此,如果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在重建一个和平的新世界,让人们可以少些仇恨多些和睦的相处,那么我们就无法继续容许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横行,得认真思索帝国主义为人类历史所带来的错误与苦痛,特别是一直到今天所造成的问题,这样的反思是当前迈向去帝国化运动最基本的起跑点。

第三个对话的领域就是所谓的亚洲研究。在过去,亚洲研究大部分是由外在于亚洲地理区域的研究所构成,特别是具有区域研究传统的西欧及美国。而全球情势的改变,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也带动了一个新的现象,亦即“亚洲的亚洲研究”这样的讲法正开始受到广泛的注意。这个新兴的论述,似乎意味着在亚洲的统合过程中,亚洲本身需要整套不同于过去欧美地区有关于亚洲的知识生产。如果亚洲的亚洲研究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话,那或许是亚洲不同地方该生产出对于邻近国家乃至于整个亚洲区域,不同于以往的自我认识,不再继续透过帝国主义的眼神认识自己及邻居。

发人深省的是,“亚洲的亚洲研究”所召唤的是突然地意识到,弄了半天原来我们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亚洲研究,只是没有用亚洲研究去命名自己的知识生产,而这其实意味着我们本身亚洲意识的薄弱。如果亚洲研究最宽的界定是,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在亚洲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就会突然恍然大悟,发现大家一直在做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亚洲研究。经常,亚洲学者的研究是在试图理解自己所处身的社会,但是或许在学来欧美学界贬低区域研究的特殊主义论调之后,认为那不够高级,不够理论,不够普遍,所以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亚洲研究。如果这样的观察可以成立的话,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或喜欢,世界上最为大量的亚洲研究人员其实就在亚洲,而不是在亚洲之外的欧美地区。当然,真正的挑战绝对不会是在抢亚洲研 究的地盘,而是得去找到在亚洲从事亚洲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提炼出什么更具活力的知识。

这样的提法在认识论层次的积极意义在于:如果我们一直都在做亚洲研究,那么欧洲人、北美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非洲人其实也都还没能够跨越自身历史的限制,也都还在做本土研究。换句话说,海德格尔(Heidegger)、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布迪厄(Bourdieu)也只是在做欧洲研究,因为欧洲经验是他们论述最根本的参考系统。所谓理论的普遍主义声称,其实为时过早,必须先被去帝国化,也才可能认知到人的知识其实是极度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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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论

在此提出的主要立论是:去殖民与去帝国,其实无法真的展开,直到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契机才逐渐出现。

这里所说的去殖民,指称的不仅仅只是一般理解当初二次战后,以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的反殖民运动,而是被殖民者试图透过高度的自觉,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总体层次上,反思、处理自身与殖民者之间(新)的历史关系。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暴力而且痛苦的,往往是在进行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与自我的再发现,欲求的无非是能够形成一种有尊严、有自主意识的主体性。

如果说,去殖民基本上是被殖民者本身的积极努力,那么去帝国化则该是殖民者自身的反思,很可能是一样的痛苦,得先认知过去自己的国家/国人所犯下的错误,尔后努力地去发现与被殖民者之间所可能建立出的新的关系。这个反思的任务在于得用“心”在情感的层次上面对殖民及帝国的主体,过去的动力、作为与欲望,特别是帝国主义所造成的长期历史后果,对自己与别人的主体性所构成的作用。

去殖民与去帝国,这两个运动之间相互运动、相互交错、相互渗透,虽然运动的强度与力道是非常不均衡的。

简单地说,去帝国化是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范畴,是动力之所在,而透过这个概念我们能够批判性地重新检验帝国主义的历史冲击力。

如果要这个世界能够和平地运转下去,这样的反思不容妥协。

这里所使用的全球化这个字眼,并不是依循新自由主义的宣称,认为帝国主义已然是历史的废墟,当前的世界已经是相互依赖、相互连结、相互为利。恰恰相反,我所谓的全球化指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动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试图入侵/殖民地球的所有空间,它已经打破了很多原有的国界,同时也在统合以前不相连接的区块。在此全球化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加速恶化,帝国主义以新的形式出场。

将分析焦点摆在东亚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立论是:二次大战后的去殖民与去帝国运动快速地被冷战体制所拦截,只有到80年代冷战开始松动,成为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时,去殖民才找到出发的生机,开始凝聚与散放之前被压抑现在得以重返的力量。但是,不同于战后初期,这一波的去殖民不再只能处理殖民问题,必须同时面对去冷战及去帝国化的问题。事实上,这三个运动——去殖民、去冷战、去帝国——必须同时进行,原因正是殖民、冷战、 帝国化已经纠缠成为同一个历史过程。除非这个三位一体的运动可以同时展开,否则不论是在前/殖民地与前/帝国中心地带,类似 911 事件的悲剧将会不断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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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全球化 去帝国 后殖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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